兩次揭露、同一個失靈：當「查得清楚的路」不存在，社會就會覺得沒有真相
以下模擬「范疇筆法」評論，非范疇本人文章。
很多人以為《世紀血案》與愛潑斯坦檔案是兩種新聞：一個是台灣的創作爭議，一個是美國的權勢醜聞。但把兩件事放到同一張桌上，你會看見它們其實在問同一句話：為什麼警報沒響？
警報沒響，通常不是因為沒人看見。是因為看見的人，選擇把它當成「不方便」。在體面世界裡，「不方便」是一種特權語言：它能把風險改名成社交，把異常改名成誤會，把傷害改名成藝術自由。
《世紀血案》引爆的不是單純的憤怒，而是一種被迫回想的厭惡。不是對創作本身，而是對流程的缺席。當一個仍未釐清的政治創傷，被拍成可宣傳、可剪輯、可轉傳的內容，社會本能地問：你是否先把人當題材，才想起人其實還活著？
而愛潑斯坦檔案的披露，引爆的也不是「終於看到名單」的快感。名單永遠可以很長。真正致命的是：名單之所以能長，是因為它長在制度的默許上。金錢做門票，慈善做遮羞布，名望做保護伞。你以為那是光，結果那是讓人更不想掃地的燈。
兩件事的共同點，不是陰謀 – 是稽核失敗。
林宅血案到今天兇手未明，讓人覺得沒有真相，是因為那條路沒有走完：證據缺口仍在，資料仍有空洞。愛潑斯坦之死即使有官方結論，社會仍覺得沒有真相，是因為那條路走得不可信：程序破洞、紀錄失靈、監看失守，你要人相信的不是事實，而是某種「請你相信我們」的姿態。而姿態，從來不能取代路徑。
所以我說：真相不是一句結論。
真相是一條路——走得過去、回得來、能被別人檢查。當「查得清楚的路」不存在，社會就會轉向兩種本能：一種是憤怒，一種是陰謀。兩者都不高尚，但都很合理，因為它們至少給了人一個方向感。
無印良國會怎麼回應？它不會勸你「別生氣」。因為生氣是正常的警報反應。它只會提醒你：不要讓警報長住，長住就會耗盡你修復的力氣。把憤怒當訊號，不要把憤怒當居所。
接下來要做的事很無聊：把情緒翻譯成規格。
對《世紀血案》，規格很簡單——先問、再做；把界線說清楚；避免讓人被認出來；該停就能停。你可以沒有授權，但你不能沒有溝通；你可以有虛構，但你不能把推論演成判決；你可以談歷史，但你不能讓受害者再被消費一次。這不是道德，這是最低限度的文明流程。
對愛潑斯坦檔案，規格也同樣簡單——透明不是全裸；披露不是審判；程序要能被相信。名字出現不等於定罪，但機構失靈也不能被「不等於定罪」掩護過去。真正需要被公開的不只是文件，還包括：哪些警訊被忽略，哪些關卡被放行，哪些責任被稀釋成沒人負責。
你會發現：我們最常做錯的一件事，是把世界的修補外包給情緒。情緒可以推你一把，但情緒不能替你把路鋪好。一個社會如果只有憤怒而沒有路徑，最後只會得到兩種結局：更大的撕裂，或更深的疲乏。
名單會過去，爭議會退潮。問題只剩一個：警報下一次會不會準時響？響了能不能停？停了能不能修？如果不能，我們不是在追真相，我們只是輪流把「沒有真相」拿來用。
